作者：汝州市人民檢察院 黃川川 劉玉林
一、基本案情
張某與關某夫婦共生育二個兒子：分別是張某偉及本案嫌疑人張某京。張某夫婦有位于汝州市某家屬院四排一號房產(chǎn)一套，該房產(chǎn)未辦理房屋所有權證書。張某去世后，關某、張某京夫婦、張某偉夫婦均居住在該房屋內。
2014年元旦前后，張某京為從郭某處借款便通過他人制作了一張房屋所有人為張某京，房屋坐落為汝州市某家屬院其現(xiàn)住房的假房產(chǎn)證。
2014年1月16日，張某京做生意為名，以該假房產(chǎn)證作抵押，向郭某借款10萬元，約定2014年4月16日還款。郭某扣除利息及手續(xù)費后，張某京實際收到借款88000元。
2014年4月初，張某京歸還郭某20000元現(xiàn)金后，不再歸還郭某欠款。2014年6月份，郭某向汝州市公安局報警。2014年10月份、11月份，經(jīng)郭某多次到其家中催要，張某京又兩次通過銀行轉賬方式歸還郭某共計10000元。2015年12月7日，張某京被汝州市公安局民警抓獲，當日，張某京近親屬再次歸還郭某20000元現(xiàn)金。
二、爭議焦點
張某京使用偽造的房屋所有權證書，從郭某處借的88000元現(xiàn)金，之后經(jīng)郭某多次催要，張某京才予以歸還部分欠款。張某京的行為如何定性，存在不同觀點：
第一種觀點：張某京的行為構成民事欺詐。理由是：張某京在客觀上居住在汝州市某家屬院四排一號房屋內，僅是沒有對該房屋沒有處分權，雖然其采用了欺騙的手段從郭某處借款，但在郭某向汝州市公安局報案至被抓獲期間，經(jīng)郭某催要，也對郭某償還了一部分欠款，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故意，僅是履行不能，其行為應認定為民事欺詐。
第二種觀點：張某京的行為構成詐騙罪。理由是：張某京使用偽造的房屋所有權證書，使郭某產(chǎn)生認識錯誤并基于認識錯誤處分了財產(chǎn)。在郭某向汝州市公安局報警后，張某京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僅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歸還部分欠款，無歸還的誠意和實際行為，應認為其在主觀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，其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，應認定為詐騙罪而非民事欺詐。
三、評析意見
近年來，類似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多次發(fā)生，各地司法機關定性不一，理論上更是存在爭議。而案件的定性直接影響嫌疑人是否受到刑罰的打擊，并且同案不同罰的情況不僅無法體現(xiàn)司法實體的正義，更可能招致當事人乃至社會對司法機關公信力的質疑，所以，有必要探究嫌疑人在侵財詐騙案件中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的異同，以便準確定罪處罰。
筆者認為張某京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而非民事欺詐。
(一)詐騙罪與民事欺詐的含義
《刑法》第266條規(guī)定，騙取公私財物，數(shù)額較大的，是詐騙罪。而民事欺詐是指在設立、變更、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過程中，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，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，誘使對方做出錯誤的表示的行為。詐騙罪與民事欺詐不是對立關系，而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。換言之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的關系，如同男人與人的關系、汽車與財物的關系。所謂詐騙罪與民事欺詐的界限，實際上只能是詐騙罪與不構成詐騙罪的民事欺詐的界限。于是，問題便在于：以什么為標準將民事欺詐中構成詐騙罪的行為挑選出來以犯罪論處?顯然，凡是符合了詐騙罪的犯罪構成的行為，就成立詐騙罪。
(二)詐騙罪和民事欺詐的共性
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具有某些相同的表面特征，這是詐騙罪和民事欺詐之所以會讓人產(chǎn)生混淆的原因。概括起來，主要有兩方面，即二者都有欺騙行為并都給對方造成了一定經(jīng)濟損失。
1、欺騙行為的存在使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具備了最不易區(qū)分的特質，也是干擾我們認識事物本質的迷霧。常見的欺騙行為如虛構事實、夸大事實、隱瞞事實等。
2、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都給對方造成一定損失。給對方造成一定的經(jīng)濟損失是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共有的特征，否則不具有社會危害性。
(三)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本質區(qū)別
雖然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具有令人混淆的特征，但仔細分析，二者還是有許多本質不同。這些本質區(qū)別是劃分詐騙罪與民事欺詐的分界線。
1、主觀目的不同。主觀目的是從客觀行為推斷出來的，《刑法》對詐騙罪目的規(guī)定的很明確，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具體來說是行為人不打算付出任何代價或做出任何勞務，即取得對方信任而非法占有財物。民事欺詐行為一般來講是用夸大事實或虛構部分事實的辦法，借以創(chuàng)造履行能力而為欺詐行為以誘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并與其訂立合同，通過履行約定的民事行為，以達到謀取一定利益的目的。本案中，張某京使用偽造的房屋所有權證書，誘使郭某陷入認識錯誤，并在欠款到期之后僅主動歸還欠款20000元，剩余欠款在郭某報警并多次催要的情況下才予以歸還10000元，且無證據(jù)能夠證實張某京所借錢款用于做生意，因此，可以判斷張某京在主觀上存在非法占有剩余68000元的故意。
2、客觀行為不同。詐騙罪和民事欺詐不僅在主觀故意方面是不同的，而且在客觀表現(xiàn)方面也是不同的，其實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是相互呼應的。對客觀表現(xiàn)的不同，筆者又將其細分為欺騙內容不同、履行承諾的實際行為不同以及承擔責任的方式不同。
(1)欺騙內容不同。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都虛構了一些事實情況，筆者將這些事實分為基本事實和輔助事實，或曰主要事實和輔助事實。基本事實是決定相對方做出判斷的主要依據(jù)。如果行為人虛構了基本事實，則對方不能了解行為人的主要情況，所做出的相應行為是建立在完全虛假的事實基礎上的。而輔助事實則是一些細枝末節(jié)的情況，不足以影響相對方的判斷。案例中，張某京偽造房屋所有權證書，以顯示自己的還款能力和還款保障，這個偽造的事實是被害人借錢給他的前提，如果被害人知道他沒有房產(chǎn)可用以抵押，是不會借錢給他的，這即是張某京偽造了基本事實，而這個他偽造的事實足以影響被害人的判斷。
(2)履行承諾的實際能力和行為不同。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不打算實現(xiàn)自己的任何承諾，也沒有能力實現(xiàn)承諾。很多人認為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的目的是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區(qū)別的關鍵所在。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，因為主觀目的是通過客觀行為推斷出來的，沒有客觀行為則無法了解行為人的主觀目的;另外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不確定的，也許一開始是想非法占有，但后來又放棄了這個念頭，也許一開始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，但后來見利忘義，產(chǎn)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。因此，筆者認為區(qū)分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關鍵應該是履行承諾的實際能力和行為。只有履約的實際能力和行為才能決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，也才能正確區(qū)分民事欺詐行為和詐騙罪。案例中的張某京在欠款到期后，未全部歸還所有欠款，也沒有能力歸還所欠的剩余欠款，在被害人催要時甚至無法找到他本人，因此可以認為其根本不打算歸還全部欠款。也就是說張某京既沒有履行承諾的能力，也沒有履行承諾的行為。
(3)承擔責任的方式不同。是否積極的承擔責任不能作為決定民事欺詐行為與詐騙罪的界限，只可以作為參考因素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很多詐騙罪暴露后，行為人為逃避法律制裁，都有承擔責任的行為。但是一般來說，民事欺詐行為人本來就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，因此總是積極的承擔責任，是主動的承擔。而詐騙罪的行為人則是迫于法律的威懾，而不得不承擔相應的責任，是被動的承擔。案例中，張某京根本就沒有承擔責任的能力，所以也就談不上主動承擔責任了，事實上張某京對被害人的追債一直是采取躲避的手段。
四、結論
民事欺詐雖然在客觀上表現(xiàn)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，但其欺詐行為仍在民事法律關系范圍內，仍應由民事法律、政策來調整。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，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質的變化，應由刑法來調整。民事欺詐行為與詐騙罪雖然具有本質區(qū)別，但也不是截然對立的，有時在特定情境下會發(fā)生互相的轉化。可以從民事欺詐行為轉化為詐騙罪，即行為人一開始并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，而且也積極履行義務，但可能因客觀情況變化，或因其他原因，行為人逃避或拒絕履行義務，非法占有對方的財物;也可以從詐騙罪轉化為民事欺詐行為，即行為人一開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并虛構了事實，但后來因主觀或客觀原因，行為人放棄了犯罪念頭，積極履行民事義務。因此，判斷是否構成詐騙罪不應只關注某個點，而應該綜合整個案情，從全局來看。
概而言之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、欺詐程度如何、有無履約能力以及是否有實際履約行動等等，都是據(jù)以考察行為人罪與非罪的事實，而且必須把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判斷，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單獨作為區(qū)分的標準。
通過以上對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的分析，結論是很明顯的，案例中的張某京的行為構成詐騙罪，而不是民事欺詐。
